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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小跃:说君子(24)

尊道义而轻功利既是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,又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行为准则。孔子的“义以为质”“义以为上”“君子喻于义”都是在这一价值观上确立的。换句话说,以义为做人的本质,以义为行事的高行,君子所明所重的乃是义,所有这些都不是表示君子不追求利,甚而蔑视利,而是强调用义来制约利,用义来胜过利。此时之义实际上就是道义,就是公义,由此,义利问题就转化为公私问题了。也就是说,为君子所尊崇的品行是以公为质,以公为上。儒家所有关于遵循道义、公义之论,实际上都是在申论着克服和超越“财货”“私利”“私欲”的价值观。

孟说:“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?”(《孟子-公孙丑下》),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?荀子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了这些问题。首先在他看来,君子不会因为贫穷而懈怠道义。“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”(《荀子-修身》),此之谓也;其次,君子之能在于他能以公义战胜私欲。他说:“君子之求利也略,其远害也早,其避辱也惧,其行道理也勇……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”(同上),意思是说,君子追求自己的私利是很少的,他很早能预见祸害并远离之,他畏惧耻辱并避免之,他勇敢地奉行道理道义。也就是说,君子能用公正的道义战胜个人的私欲;再次,君子绝不会以利害义。他说:“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,则耻辱亦无由至矣”(《荀子-法行》),是说,所以君子如果能够做到不以私利损害公义的话,那么耻辱就不会到来了。

于是荀子常用古人的言行来给出君子与小人判断的标准。“义以为质”“义以为上”的君子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修养,于是把外在的财货名利相对地看得很淡,只是想到如何去役使外物,而不会被外物所役使。荀子说:“传曰:‘君子役物,小人役于物’,此之谓也”(《荀子-修身》)。他多次引用《诗经》中的一段话来赞扬君子的高洁的品行。“《诗》曰:‘淑人君子,其仪不忒’,此之谓也。”美好的君子啊,他的道义不会变。所以君子注重长远道义,而小人只顾急功近利。“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”(《荀子-天论》),“君子乐得其道,小人乐得其欲”(《荀子-乐论》),此之谓也。在荀子看来,君子之学是以美好自己的品行为其终的的,而小人之学则是以获得功利为其终的的。

义的本旨要归正是在于它的“合宜”性。“义者,宜也”,此之谓也。用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来裁决、截断、制约社会之事行的是否“公平”“公正”“合理”,即使事物各得其宜。“义者,天下之制也”(《礼记》),此之谓也。

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算得上是“合宜”的呢?答案是:正、中、平、公。正因为如此,中国古人则从上述内涵上来规定“义”呢!《墨子-天志下》说:“义者,正也”,《荀子-赋篇》说:“行义以正,事业以成”,《乐记》说:“义以正之”;《白虎通义》说:“义者宜也,断决得中也”;《管子-水也》:“至平而止,义也”;《淮南子-缪称》说:“义者比于人心,而合于众适者也”。由此可见,义是让人们在裁制事物的时候,要遵循“行于正”“得于中”“止于平”“合于众”的原则。所以,中正、公平、公正是“义”呈现的道理和呼唤的精神。

君子正是遵循和践行这一道理和精神的主体者。荀子说:“言必当理,事必当务,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”(《荀子-儒效》)。可见,“义”是通过“公正”观念得到体现的。“义必公正”(《韩非子-说林》),此之谓也。所谓的“公正”,是指给每个人他(她)所应得。它所突出的是在分配和行事过程的“正当性”“合理性”。朱熹说:“只是好恶当理,便是公正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六)。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公正标准。所以,公正并不必然意味“同样”的,“平等”的,但是,公正最讲究的是“当理”。如果不当理了,甚而是没有任何理了,那么这就叫做违背公正原则和精神了。例如不同的职业人员有不同的工资待遇和收入,这是正常的现象,但如果一旦这种差别突破了“当理”的界线,这就丧失了公正的理念了。再例如,如果你是个公务员,是个官员,你的当理就应该司你的本职,而不可以经商做买卖,不可以与民众去争利。所以,《礼记-坊记》上说:“孔子说:‘君子不尽利,以遗民……故君子仕则不稼’”,是说,君子不把利益全占尽,而要遗留一些给民众,所以君子做官就不种庄稼。总之,“各得其宜”“各当其位”“各司其职”,分而当理,便是公正,便是义矣。

从正面说,当其所为之义为君子所由;从反面说,不当其所为之义亦为君子所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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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现代快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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